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

浏览量587 点赞152 2020-06-16

九一三改变了他的命运

1950年代初,吴法宪在香山小憩。

《吴法宪回忆录》全书80余万字,分上下两卷。上卷从家世、参加红军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设空军,叙述的基调与官修史书基本吻合。下卷从1959年庐山会议写到济南保外就医的晚年生活,重心是文革中的亲身经历,所述所忆不为官方定论所束,是全书史料价值的精华所在。作者很清楚这一点。他在全书的结尾写到:十年动乱转眼之间早已成为历史,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学术问题。由于这一段历史过于敏感,因而对这一段历史资料进行了严格的控制,用所谓“宜粗不宜细”的原则来进行简单的处理。这样一来,这一段历史,按照有些人的说法,像是一团谜一样。我感到,当时的一些问题,并不是本身不清楚,而是出于利害关係和实际需要,不想说清楚,或者不允许别人说清楚。

吴法宪的文革经历,正好分为前后两半。前一半处于权力中心,后一半则是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,使他沦为阶下囚。在文革前五年和吴法宪同处中央领导层的当事人,今天全已作古。其中多半没留下回忆录,留下了回忆录的是少数。吴法宪不但以自己的想法完成了回忆录,而且公开出版了,这是十分难得的。

不论是研究党史,还是研究文革,最大的难点,就在于权力核心不透明。对外公开的信息,和实际的政治操作,往往有很大的落差。如1965年12月,毛泽东、林彪决定在上海开小型会议批判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,连当时主掌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都不知批罗的原因,反而要请吴法宪介绍从叶群那里听来的情况。这样的格局,哪里是局外人所能想到的?

1966年8月初,原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、邓小平失势。以后的五年,毛泽东实际上凌驾于三派人马之上掌控政局,一个派系以林彪为代表,主要成员有叶群、黄永胜、吴法宪、李作鹏、邱会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;一个派系以周恩来为代表,包括一些国务院领导成员,经过1967年的“二月逆流”事件以后,留在领导层里的人已经不多,后来李先念回到领导层;一个派系以江青为代表,还有康生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。

现在官方对文革的结论,以周恩来一派为正面,另外两派为负面,并认定林彪、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係。其原因不难理解。邓小平因文革而被打倒,所以必须否定文革;林彪、江青因文革而地位上升,是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倚重的力量,所以要彻底否定。但是,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之间,在文革中到底是怎样的关係?除了互相利用的一面,是否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?如果存在互相冲突的一面,在哪些问题上发生了冲突,什幺原因导致了冲突?他们和毛泽东同样倚重的周恩来等人是什幺关係,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林江之间的冲突中持什幺态度?这些问题有的为官史所迴避,有的有所涉及,语焉不详。官方的结论,固然有利于当时的高层权力平衡,但有些重要问题难以得到圆满的解释。比如,1970年庐山会议发生的斗争,到底是怎幺斗起来的?起因是什幺?毛泽东说“大有炸平庐山之势”,到底是谁要炸谁?为什幺要炸?官方的史书按照毛泽东确定的基调,先是说陈伯达骗了二百多个中央委员,后又说林彪纂党夺权。在吴法宪看来,目前流行的很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描述是相当失真的,对他个人判决也是不能接受的。他的回忆录向世人勾勒出另一幅高层政治斗争的图景:在九大以后,中央内部主要是林彪一派和江青一派的对立和斗争。因为与江青不和,陈伯达投向林彪一派,周恩来、汪东兴等也和林彪及黄、吴、李、邱站在一边。作为身处旋涡中心的当事人,吴法宪以自己的视角详细回忆了林彪、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,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。

比如,1967年2月,中央文革插手军队事务,萧华被抄家,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冲突。2月20日下午,林彪把江青叫到家中训斥,经叶群斡旋,才下了台阶。吴法宪认为,“这次林彪与江青大闹,撕开的裂痕是很深的,可以说是种下了分裂的种子。”“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‘九大’,延续到庐山会议,延续到‘九一三’林彪的终结。”

又比如,九大以后,江青和姚文元借批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篇关于文艺复兴的文章,影射批判林彪讲话,在政治局会议上提了多次,不仅为林彪一派所反对,也为周恩来一派所反对。周恩来甚至对江青发了脾气。

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。据吴法宪讲述,最初是1971年8月14日他和康生、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的争执:

在讨论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,康生又提出不设,而我坚持要设国家主席,最后争执不下,康生说:“那就各自保留意见吧,以后交政治局讨论。”这个问题就这样放下了。当讨论到国家机构的问题时,我说国务院的这一章应该写上:“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”这句话。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我。他们说:“再写上重複,毛主席也不同意写。”其实当时他们的意见应该是对的,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。他的第一句话是:“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。”我想这完全是冲着我来的,没想到他接着又说:“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,并不是马列主义,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、全面地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;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、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呢。这简直是一种讽刺。”当时我认为,张春桥的话是冲着林彪《〈毛主席语录〉再版前言》来的,我就说:“张春桥,你说这话是什幺意思?是指谁说的?请你解释清楚。天才地、全面地、创造性地继承、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?你这句话过分了吧,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?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,那里不写毛泽东思想,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,可是你的文章哪一篇里不写毛泽东思想,你算不算堆砌?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,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,你指的是谁?”

会议不欢而散。会后,吴法宪分别取得了陈伯达、周恩来、黄永胜、林彪的支持。这才有1970年8月23日林彪不点名批评张春桥的讲话。而且,吴法宪还转述了叶群的说法,林彪在讲话前徵求了毛泽东的意见。毛泽东表示,要批评,但是不要点名。

张春桥敢于主张在宪法中去掉三个副词,估计他早已知道毛泽东在九大的党章上圈掉了三个副词。而吴法宪不知道这个情况,所以认为这是向林彪发难。林彪的讲话让他出了一口气,于是想扩战果,要求全会改变议程,分组讨论林彪讲话。此前林彪打击的矛头指向罗瑞卿、陆定一、贺龙的时候,他得到过毛泽东的支持。但江青和毛泽东是一家人,这次触动江青和她的亲信,就超出了毛泽东可接受的限度。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是,许多中委跟着林彪一拥而上。称不称天才的争执其实只是表面现象,最重要的是不能大权旁落。于是,毛泽东写出《我的一点意见》,从打击陈伯达入手,掺沙子,扔石头,挖墙脚,一直到九一三事件,彻底摧垮了林彪一派。

读了这本回忆录,笼罩在庐山上的历史云雾,给人以豁然开朗之感。

本书是作者在没有条件查阅档案的情况下完成的个人回忆录,不可避免,存在某些记忆差错。但通读此书,感到作者主观上确有求真之意。他声明不虚构,不造假,不粉饰,不分析,不作结论。既不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,也绝不违心地去承认那些无中生有的东西。他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。

曾经担任过中共要员的历史当事人,撰写的回忆录的可分两种情况。一种是身居高位,退位后仍然受优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当事人,他们写作回忆录仍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,有专人或者专门的班子协助,有权查阅档案,但所有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决议的既定结论来组织和取捨。避讳和掩饰相当普遍。有的回忆录能在某些问题上说出被掩盖的历史真相,己属难得。另一种就是像吴法宪这样,早已从政治高位上跌落下来,成为政坛斗争的失败者,写作回忆录纯属个人行为,没有机会查阅档案,但一心想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见证。两种回忆录,哪一种史料价值更高?答案不言而喻,当然是后者。过去常有人说,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。但在中国,情况恰恰相反。受到史家重视的不是哪些官方投入人才财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忆录,反而是吴法宪这些政坛失败者个人撰写的回忆录。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而言,他们除了说出内心保存的记忆之外,已经没有其他的资本。况且,他们写作时虽然已非戴罪之身,实际上还受到某种控制。如果刻意造假,无中生有,舆论对他们十分不利。另一方面,由于多年接受审查,一些细节曾经反覆交待,所以记得十分清楚。这些回忆录以其独特的史料价值,受到史家的特别重视,是一点也不奇怪的。